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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世纪以来,国际贸易领域最突出的现象之一是形形色色的区域自贸协定(FTA)蔚为大观。而英国退欧警示各国,需要正视区域自贸协定潮流的成本与收益,有可能阻滞甚至逆转区域自贸协定方兴未艾的趋势。如果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这一转变趋势会更明显。

  对于制定了一系列区域经济一体化计划、且正力图推进“一带一路”规划的中国而言,此事也足以警示我们冷静思考:“一带一路”是否应该向自贸协定方向发展?我国不宜追求过于雄心勃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相当一批机构和学者主张推动“一带一路”向自贸区发展,这种主张在可预见的未来不具备现实性。推动“一带一路”,还是应当脚踏实地地以“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和民心相通)作为重点,其中包括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与一部分沿线国家和地区共同商建自由贸易区,但现阶段不宜谋划一个覆盖全区域的自贸协定。

  区域自贸协定之所以蓬勃兴起,重要原因是世贸组织平台上的多边自贸协定多哈回合停滞不前。自从2001年末发起至今,历时近15年之久,多哈回合非但未能如期达成协议全面签约,反而一次又一次推迟、中断,以至于国际社会出现了“多哈回合已死”的呼声,美国等一些国家也借势主张干脆取消多哈回合。在这种情况下,区域自贸协定被许多国家视为对世贸组织多边自贸协定的替代,一旦有某个经济兼政治大国发起倡议,就欣然参与。

  然而,区域自贸协定有着天然的缺陷,对较大的经济体尤其如此。

  首先,一份区域自贸协定或许可以满足一个贸易小国、经济小国的大部分乃至绝大部分对外经贸需求,但不可能满足一个较大经济体的对外经贸的全部需求。像中国这样经济、贸易体量在全世界名列前茅而且还在较快增长的国家,尤其能感受到区域自贸协定的掣肘。正是因为这个原因,1980年代以来,日本对区域自贸协定长期态度冷淡。

  其次,对于参与方而言,区域自贸协定成为潮流也削减了参与的利益,而提高了参与的成本。最典型的问题莫过于“意大利面条碗效应”(Spaghettibowleffect)。如果全世界区域自贸协定只有寥寥几份,那么参与方的企业需要耗费在原产地证书等方面的成本不多,对生产和贸易的扭曲也不算大。问题是,现在区域自贸协定很多,已经难以胜数,出口多个国家市场的企业可能需要准备多个原产地证书,成本大大提高了。而且,为了能够在出口产品时享受到最终目标市场的最低关税政策,企业往往不得不在不同国家间转移产品,在不同国家间转移的路线犹如一个碗里的意大利面团一样绞在一起,剪不断理还乱。资本和技术密集程度越高的产业,规模经济效益越是突出,上述“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对其生产布局和贸易流向的扭曲就越大,企业额外承受的成本也就越高。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在不少区域自贸协定下,不少企业根本没有积极性去申办原产地证书以享受该协定下优惠。在东盟自贸区内部和中国-东盟自贸协定内部,这种情况都曾经相当突出,以至于我国有关部门为向国内企业推广中国-东盟自贸区原产地证书花费了很大功夫。

  另外,现在的区域自贸协定本身必须在许多方面的开放度高于世贸组织协定,区域自贸协定发起国往往还要以不对称地、高于其它成员国的更大程度开放来吸引其它国家参与,而这样做的潜在风险是可能导致本国产业加速空心化,打击本国传统中产阶层。一个工业化大国此前改善收入分配格局做得越好,其传统中产阶层越发达,在这个转变中受到的打击和社会撕裂风险就越大。

  实事求是地说,与其它区域自贸协定相比,欧盟的天然条件要好得多:宗教与文化传统相近;内部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不小但不如其它很多区域自贸协定那样悬殊;等等。但是,为了避免欧盟作为一个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带来的冲击,多数英国选民选择了退出欧盟。“一带一路”覆盖国家的差异性远高于欧盟,中国倘若追求过于雄心勃勃的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结果很难预料。

  让我们来审视“一带一路”覆盖国家范围。按照最广义的定义,“一带一路”涉及以下64个国家:

  中亚五国: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

  东盟十国:越南、新加坡、老挝、柬埔寨、缅甸、泰国、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文莱。

  南亚八国: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尼泊尔、阿富汗、不丹、斯里兰卡、马尔代夫。

  西亚十六国:伊朗、土耳其、沙特、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巴林、也门、黎巴嫩、叙利亚、约旦、以色列、巴勒斯坦、伊拉克、塞浦路斯。

  欧洲十九国: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摩尔多瓦、波黑、黑山、塞尔维亚、马其顿、阿尔巴尼亚、希腊、意大利、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

  东北非六国:埃及、苏丹、厄立特里亚、吉布提、索马里、肯尼亚。

  上述国家文化传统差异之大,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差距之悬殊,远远大于欧盟。我国和一批东盟国家、中东欧国家属于中等收入国家或新兴工业化经济体,印度、巴基斯坦等国属于低收入国家,阿富汗、苏丹、厄立特里亚、索马里等国属于最不发达国家,而新加坡和一批海湾国家等属于高收入国家。上述各国要在一个自贸协定中协调所有的利益主张,还要保证这份自贸协定总体的自由化程度和开放度高于世贸组织协定,难度太大。考虑到上述国家中不乏激烈而不可调和的政治性矛盾冲突(如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矛盾,阿尔巴尼亚与塞尔维亚、马其顿之间的矛盾,亚美尼亚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希腊与土耳其之间的矛盾及塞浦路斯争端,俄罗斯与乌克兰的冲突),要把他们整合进一份自由度、开放度明显高于世贸组织规则的自贸协定之中,其可行性如何可想而知。

  不仅如此,中国自身已经参与和发起了多个自贸协定谈判,提出了“亚太自贸区”的倡议,其它“一带一路”覆盖国家也参与了不止一个区域自贸协定,倘若再把“一带一路”推向自贸协定方向,“意大利面条碗效应”将非常突出。特别是,相当多一部分“一带一路”国家与其它区域自贸协定的关系远比对华关系紧密,在面临“意大利面条碗效应”时,他们自然的选择将是忽视“一带一路”。中东欧国家更倾向于融入欧盟,这一点自不待言。就是西亚北非国家,无论是在文化传统还是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他们与欧美的联系也远远超过中国。

  1960年代,当时的欧共体就与除阿尔及利亚之外的所有南地中海国家签订了一系列贸易合作协定。1995年3月,欧洲委员会通过建立欧洲与地中海国家伙伴关系的方案,最终目标是建立囊括欧盟和南地中海国家的欧洲-地中海自由贸易区,阿尔及利亚、巴勒斯坦、塞浦路斯、埃及、以色列、约旦、黎巴嫩、马耳他、摩洛哥、叙利亚、突尼斯和土耳其等12个南地中海国家加入了这个“巴塞罗那进程”,利比亚也成为其观察员。经过一番演变,这个计划最终发展成为地中海联盟计划,合作囊括经贸、司法、移民、政治体制、文化教育等各个方面。

  在可预见的未来,中国与这些地区的联系不可能与美欧相提并论。即使我们花费很大付出,把西亚北非国家拉进一个自贸协定,他们对其重视程度能与他们对与欧美自贸协定的重视程度相仿吗?

  归根结底,与其它经济体相比,由于贸易和产业规模巨大,中国经济本来就应该更依赖于全球多边贸易体系而不是区域经济一体化。而且,中国没有美国欧洲那么多法律人员,盲目追求跟着美国的路数、亦步亦趋地建立众多区域经济一体化组织,是以我之短击彼之长。

  以下原因进一步加强了适度降低区域经济一体化目标的必要性:

  欧美出现反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首要原因是占国内六成人口的传统中产阶层遭受打击最重,在国内各阶层中相对地位恶化最显著,富裕阶层受益最大,最底层20%人口可以获得传统中产阶层所不能获得的各色福利、救济,情况反而相对有所改善。中国也可能逐渐出现类似问题。

  欧洲发达国家内部反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次要原因是成员国发展落差太大,共同财政转移支付负担容易引起怨言,决策和行动效率都受影响,跨境移民更是风险巨大,民怨甚多。我们与东盟、日韩之间的自贸区可以实现较高程度的自由化而不至于招致太大上述问题,但与其它国家的自贸区存在较大上述风险。

  有些人主张推动“一带一路”向自贸区发展,相当程度上是出于创造业绩的动机。想要出成绩的干劲是可贵的,应该珍视,但不能追求不合理的目标。如果英国脱欧和未来可能出现的“特朗普总统”阻滞乃至逆转了近十年左右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潮流,那就是给我们创造了一个机会,摆脱可能两败俱伤的“自贸协定战”,让我们的区域经济一体化战略和“一带一路”走向更健康、更可持续的道路。(商务部国际贸易经济合作研究院研究员梅新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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