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在影响经济全球化未来方向的诸多因素中，最大的变数是正在迅速升级和蔓延的全球性贸易争端。特朗普挑起中美经贸摩擦和全球贸易战，对贸易和投资自由化产生两大效应：一方面，多边体系遭受冲击，经济全球化的制度和规则基础受到严重损坏；另一方面，单边保护倒逼当事方市场开放，双边或次区域经济一体化出现新突破。在这一背景下，面对“逆全球化”的严峻形势和长期化趋势，为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持续发展，加快中日韩自贸区进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日趋凸显。

    全球区域经济合作新变局

    美国总统特朗普上台执政之前的较长时间内，在多边进程缓慢前行的背景下，全球区域合作大调整加快展开，形成了以下格局。一是签署自贸协定成为全球范围内双边及区域多边合作的新潮流和主要共识。二是贸易自由化覆盖领域明显扩展，不仅涉及传统的货物贸易和市场准入，而且包括服务和投资自由化、市场标准、规则等边境后内容；成员间承诺的开放水平也普遍提高。三是以TPP、TTIP、日欧EPA为代表的跨区域大型自贸协定谈判相继启动，美国、欧盟、日本等主要发达经济体将其视为实现外交和地缘政治目标、主导全球新规则制定的重要工具。四是新兴经济体推进自贸区建设的力度明显加强，主要目的在于回避贸易投资转移效应的不利影响，提高国际竞争力和保持经济外交的均衡关系。五是东亚区域一体化出现突破性进展，与欧美等其他地区的差距有所缩小，中韩、中日韩、RCEP等区域多边自贸协定谈判先后启动，贸易自由化标准明显提升。受这些因素影响，全球主要经济一体化安排之间大体走向一定程度的均衡。

    2017年，特朗普就任总统之后美国的贸易政策发生重大转向，在大肆实施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措施，不断对贸易伙伴输美商品加征关税的同时，区域自由贸易谈判也进行了大幅度调整，先后宣布退出已签署并等待正式生效的TPP协定、对NAFTA开启重新谈判、停止TTIP谈判等。在这一背景下，全球区域合作出现新变局。一是经日本的大力推动，由原TPP的11个成员国正式签署CPTPP协定；二是欧盟、日本结束谈判签署日欧EPA，成为高水平跨区域大型贸易自由化安排的新范例；三是美欧零关税协定在美欧经贸摩擦倒逼下浮出水面；美日达成同样成果的可能性明显上升，三大发达经济体通过双边协定“结盟”的格局初现端倪。新变局已经打破原有的均衡，对中国、韩国、东盟等新兴市场的挑战尤为突出。

    中日韩自贸区进程面临的挑战和机遇

    在新一轮区域经济一体化格局大调整中，中日韩自贸区建设面临十分严峻的挑战。一是美欧、日欧、CPTPP甚至美日等跨区域贸易集团在全球经济中占有较大份额，也是中国最为重要的贸易投资伙伴，贸易转移效应将使中国面向这些地区的贸易投资活动造成冲击；韩国由于已签署韩美、韩欧自贸协定，受到的影响相对有限，但也存在与日本的竞争关系；日本与中韩等本地区经济伙伴之间的贸易投资活动也可能相应减少，作为三国合作动力源泉的区域内经济融合关系面临弱化风险。二是主要发达经济体试图通过深化相互经济关系，联手掌控全球经济和贸易投资规则的主导权，制约新兴经济体不断上升的影响力，中国将是其中的主要围堵对象之一，韩国等东亚其他国家也未免不在其列，这些国家面临着在区域合作及规则制定中被边缘化的风险，各方在区域内谈判中的规则对接可能存在差异。三是三国各自都存在一些高度敏感领域。中日韩自贸区的贸易自由化标准将高于以往协定；中国市场开放压力，尤其是一些边境后议题上的谈判难度显著上升；日本、韩国也面临农产品及其他敏感商品贸易自由化遭受国内强烈反对的较大压力。四是外部因素加大了中日韩以及东亚各国关系的复杂性，由于区域内各国与域外大国，尤其是美国之间关系复杂，东北亚区域内部不稳定因素凸显，周边部分国家存在“远交近攻”和“大国平衡”的政策倾向，都有可能触及三国相互关系中的敏感问题，损害三国谈判的互信基础和行动力。

    在当前形势下，中日韩自贸区进程面临的有利条件和机遇也明显增加。首先，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在正式启动到截至2018年的较长时间内进展较为缓慢，始终未能取得实质性成果。在这一时期，三国各自在推进自贸区建设方面均已取得较大进展，中韩双边自贸区建设先行取得实际成果，日本在加入和引领较大规模跨区域贸易协定谈判方面积累了较多经验，有利于提升各自在中日韩FTA谈判中的开放水平和适应能力，谈判的难度有所降低。如果三国都有加快推进谈判的积极意愿，早日取得成果的条件较为成熟。二是中国、日本、韩国三国相互政治关系在经历了连续多年多种原因引发的不稳定甚至低迷阶段之后，目前已走向明显改善，三国领导人通过互访和参加多边会议的机会成功开展对话，政府间的政策协调和对话机制重新恢复，有利于形成推进自贸区谈判的政治互信环境和良好氛围。三是在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国际新变局中，三国都已成为美国挑起经贸摩擦的受害方，通过深化相互之间合作关系维护正常国际贸易环境和秩序、推动区域贸易和投资自由化的意愿较为强烈。2018年7月，三国领导人会议在日本东京成功举办，达成了加快推进三国自贸协定谈判的高度共识，目前谈判进程已经有所提速。

    中国在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中的积极作用

    本世纪初以来，中国的自贸区战略取得了一定成效，但是和世界主要经济体和周边国家的实际进展相比，不论是自贸区伙伴数量、贸易覆盖率，还是在自由化标准等方面，仍然存在较大差距。在货物贸易领域，如何在提高市场开放水平的条件下，客观评价产业冲击和确定敏感产业？如何选择原产地规则和执行方式？需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谈判策略和应对措施。在服务贸易领域，中国在金融、电信、文化、医疗、教育和法律服务等方面仍有较为严格的市场准入限制，而这些也往往是包括日本和韩国在内的发达国家优势突出、较为关切的领域，在未来的三国自贸区谈判中将面临较大开放压力。关于政府采购、知识产权、国有企业、劳工标准、环境保护等区域谈判中不断拓展的所谓“边境后议题”或“新议题”，中国目前的进展尚存在较大差距，也将成为中国参与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以及范围更加广泛的新一轮贸易投资自由化的难点。

    推进高水平自贸区建设是应对国际环境变化的严峻挑战，抢抓战略机遇，倒逼经济体制改革，全面提升开放型经济水平的战略需要。理论研究和国际经验表明，高水平的自贸区网络，有利于促进市场竞争和跨境贸易投资加快发展；有利于培育参与和引领国际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有利于促进经济、就业和国民福利增长。更为重要的是，高水平自贸区建设有利于形成倒逼机制、以开放促改革、助力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关于加快自贸区进程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中国国内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并且在推动中韩、中日韩、RCEP谈判方面作出了明确部署，取得了实际进展。中国提出了努力构筑面向全球的高水平自贸区网络的目标，并将现阶段的重点放在早日完成中韩、中日韩和RCEP谈判，在“一带一路”自贸区布局上取得扎实进展等方面。近几年推出的一系列扩大开放举措为推进自贸区战略提供了有力保障。

    中国将在推动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行动，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日本和韩国也需要抓住这一机遇，在提升自身自贸区建设水平、促进东亚一体化发展方面采取更加积极的措施。加强中日韩自贸区谈判和三国在东亚区域合作领域的协调合作是当前三方经济合作的最重要课题之一。

    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区谈判的政策建议

    首先，中日韩自贸区谈判进程应当进一步提速。建议采取分阶段谈判方式，争取使以货物贸易为主的第一阶段成果能够在2020年前正式生效；随后2—3年使三方自由化合作全面覆盖至货物贸易、服务贸易和投资领域。在推进方式上需要有所创新，可将中韩自贸协定谈判等双边成果纳入三方框架内，以减少谈判环节、加快谈判节奏；根据先行先试的需要，也可将三国地方合作内容纳入自贸协定框架，充分利用示范区或先行区等特殊功能区，在服务业相互投资准入方面适用高于全部关境开放水平的负面清单，进一步加强这些开放平台在推动更高水平服务贸易自由化和深化地方合作方面的试验田作用。

    其次，三方应兼顾迂回贸易风险控制和企业运用便捷化的需要，在谈判中应用科学、合理、务实的原产地规则，结合各国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保持对敏感和劣势产品的灵活处理方式，用好敏感产业过渡期安排等手段，最大限度降低市场开放和结构调整的成本。

    第三，着眼于东北亚地区长期稳定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在朝鲜半岛实现南北和解其他经济体具有积极意愿的条件下，三方应在中日韩自贸区取得成果基础上，推动贸易自由化合作逐步拓展到包括域内其他国家在内的东北亚全域。

    第四，进一步加强与自贸区建设相关领域的深度合作。一是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和规则，充分表达反对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坚决态度，有效利用WTO在处理经贸争端中的核心作用，加强反制贸易保护行为的联合行动，确保世贸组织改革在鼓励和支持区域贸易合作方向上有新的拓展。二是加强三国在RCEP和其他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的政策协调和沟通，为在2019年结束第一阶段谈判创造有利条件，提供必要的知识与经验共享，并为启动亚太自贸区谈判做好准备，以实际行动推动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发展。三是保持中日韩三方交流对话，分享各自成功经验，为高水平自贸区谈判提供支撑。日本、韩国在参与高水平区域协定方面积累了丰富经验，关于边境后议题的解决也取得了明显进展。中国应当很好学习和借鉴这些经验。四是把三国相互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合作放在重要位置，下大力气改善营商环境，努力提高货物通关、货币兑换以及跨境贸易投资结算和人员往来的便利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