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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网:

  欢迎大家做客中国网,我是贝乌·卡德纳斯,今天我们请到的是秘鲁新任驻华大使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先生。大使先生,欢迎您的到来。非常感谢您接受这次采访,请您说两句。

  大使:

  首先,非常感谢能来到这里,面向中国的公众介绍秘鲁的政治目标,以及为什么此时此刻中国对秘鲁是如此的重要。

  中国网:

  大使先生,我们知道您这次是刚刚到京赴任,但是您第一次来中国是1976年的事了。可以说,您见证了中国的改革开放,是中国的老朋友了。经过了这么多年后,您对中国和首都北京近些年的发展有什么看法?

  大使:

  正像您所说,我在1976年有幸来到中国。那次来时我还是秘鲁驻东京使馆的外交官,我对中国感兴趣不仅是因为当时的中国有着重要地位,是一个不断成长发展的国家,更是因为秘鲁与中国之间紧紧相连的历史纽带。那时对我们来说,中国是个谜一样的国家,同时也是个非常亲近的国家。秘鲁与其他南美国家不同的是,在秘鲁有许多的亚洲人,我们有南美最大、也是西半球第二大的华人社区。

  确实,我在1976年来了中国之后,经常和与我聊天的人说起: “我去过中国,一个充满活力的国家,它正不断地成长、改变。” 和拉丁美洲不同的是,这个国家像我们一样,也贫穷,但却看不到苦难。因为每个人都劳动、每个人都有的吃。我们那里贫穷即意味着苦难,有的人生活得很悲惨。1991年,随当时的秘鲁总统访华时,我去了深圳和香港,那时我感到了中国显著的变化。从2004年到2006年,我已经频繁地来访中国,每年都要来一到两次,2007到2008年间,作为APEC秘书处的执行主任,因为要参与很多的事务,我来中国的次数就更多了。

  那时我真正看到了中国的变化。那是另一个世界,非常不一样,是一个无论从城市结构还是人的状态上来讲,都相当开放的国家。现在的中国与七十年代那时有很大的不同。76年那时候,所有人都穿得一个样,蓝裤子、白衬衫,梳着同样的发型,我们叫“北京头”。现在的中国大不相同,无论男人还是女人,从人的状态、仪表和装束上都比拉美国家更前卫。还有那些我们那儿没有的大商厦。我们看到了中国的变化方式,而那些重要的变化,例如中国经济的变化、以及中国社会的转型,都会伴随着一系列新举措的实施。

  近期,中国宣布了应对经济增速放缓的一系列措施,中国的经济已经非常得力,根据不同角度,可以列世界第一或第二大经济体的位置。现在,重要的是改变人们前行的状态,这样他们不仅会把中国建成世界最强大经济体,也许还会建成一个透明的、在观念和功能上都更加协调发展的社会。

  中国网:

  在历史上,中国和秘鲁都有着上千年的文明和辉煌的文化,您刚才提到要改变人的状态,你认为中国文化中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大使:

  我觉得两国的文化有很多的共同之处。显然,当白令海峡冻冰时,蒙古人穿过海峡来到了阿拉斯加,这样继而又到了墨西哥和秘鲁。所以今天我们的体态特征都很相像。让我特别注意的是,西方人的音乐是有七个基本音符的,而亚洲的音乐是用五声音阶,五个音。在这一点上中国音乐和秘鲁音乐是一样的。安第斯音乐也是用五个音。正是因为在音调、节奏上的一致,安第斯音乐让亚洲人感到非常熟悉,而对我们来说,亚洲音乐比任何西方音乐都更接近我们的音乐。

  我们使馆两年前曾经搞过一个活动,那是前任大使、也是现在的秘鲁外长在时,使馆和北京交响乐团一起合制了一张CD,里面都是安第斯音乐,但是用有着千年历史的中国乐器演奏的。这是一张非常美妙的音乐碟,如果不熟知安第斯音乐,真分辨不出来这是秘鲁音乐还是中国音乐,因为二者确实太像了。

  还一个我觉得值得强调的地方是,中国文化和印加文化中祭祖的传统和看待人生的方式非常相近。

  显然这两个文化都超越了五千年的历史。印加文化不仅和中国文化有很多共同点,也很接近整个亚洲的文化。比如,衣服上采用的颜色、人们表达亲密的方式等。有时候我走在街上,看到很多人的举止,我感到自己好像在秘鲁。他们和高原地区和安第斯山区的居民很相像。

  中国网:

  我们知道中国和秘鲁的交流早在16世纪得就益于中国-马尼拉-阿卡普尔科大帆船的商贸往来,我们叫做“中国船”。近现代在1971年时,两国又建立了外交关系,到现在已经过去了43年。大使先生,您怎么看待两国关系的现状?

  大使:

  秘鲁是最早和中国确立外交关系的国家之一,我们在71年底建交,72年初即开设了使馆,从那时起,我们首先致力于双方的文化交流,做了一系列的努力和尝试。

  虽然我刚才说我们有很多的共同点,但是由于地隔遥远,我们没能在文化上有所接触。我认为,拉丁美洲,也包括秘鲁,以前一直寄希望于欧洲。但是我经常说,拉丁美洲是在背对现实。拉美的现实在亚太,它的贸易合作在亚洲,它的主要商贸关系是和亚太地区的贸易来往。拉美人的祖先,比如秘鲁人、墨西哥人、甚至很多北美人的祖先都来自亚洲。在两国关系上,我们首先在文化和政治的沟通方面取得了进展。70年代时两国走得更近,在很多国际论坛上我们都并肩努力、取得了共识。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关系在更多的领域得到了巩固并发生了转化。我们今天在多个领域的良好关系已经不止停留在推动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上。我们知道中国和秘鲁同为发展中国家,同属77国集团+中国的成员。我们并肩合作,在联合国的很多议题上达成一致。而今,中国经济转型,拉美和秘鲁也发生了经济转型。太平洋东岸从北到南三个最强劲的经济体:墨西哥、秘鲁和智利加入了APEC论坛,使我们在现代化、发展、社会包容和两个地区的合作方式有了更深入的交流。我相信我们将通过这个论坛在不同领域建立起一系列达成政治共识的基础。

  秘鲁总统奥良塔·乌马拉参加博鳌经济论坛并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时,签署了一系列的协议。其中一个外长级协议是关于APEC主席国间的共识与合作。中国是今年APEC的主席国,秘鲁将于2016年再次担任主席国。双方政府承诺互相支持、在政治共识方面提出惠及双方的方案,由中国2014年开始执行,到秘鲁2016完成执行。双方的共识已经从政治论坛转变到经济论坛上。但是,我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讯息: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这仍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就现代经济而言,无论是从我们的角度还是从中国的角度来说,能够使双边关系持续发展的唯一方式就是引入民营企业的相互合作。一个具有持续性的合作比政治范畴上的共识更能维系双边关系的持久。如果建立私营企业间的合作,这种合作关系将在一段时间内持续,并为双边关系带来重要的发展。今天,中国是秘鲁矿产的海外第一大投资人,承担了秘鲁矿业投资将近百分之35的份额。今天,中国也是秘鲁第一大贸易伙伴,这都是当下发生的变化。

  中国网:

  那么在您的工作计划中,有哪些为取得政治和经济共识的重要举措?如何促进秘鲁在中国的投资呢?

  大使:

  我想我们使馆的工作是基于两国新型的关系结构。在2010年中秘两国签署了自贸协定以来贸易额已经从最初的四亿美金增长到了15亿美金,或者说在四年之内达到了初始数字的近四倍。另一方面我们也得益于惠及双方的战略伙伴关系,使我们的合作更为紧密、更有优先权。直到几个月前,我们还是拉美唯一一个既与中国签署了自贸协定又拥有战略伙伴关系的国家。现在拉美的另一个国家也加入了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这非常好。

  自贸协定使我们之间的贸易呈四倍甚至五倍的增长。我们之间的战略伙伴关系基于三个方面:首先,经济的互补性。我们的贸易额是原来的四倍、中国的对秘鲁的投资也在同趋势增长,中国已经成为秘鲁矿业的第一大海外投资人,同时中国在秘鲁的渔业也有很多投资,我们双方还在商讨开展在农业工业化方面的投资。我们的经济合作存在着互补性,我们拥有资源,而中国需要粮食产品,那么我们双方就可以合作,在农业工业化方面发展投资。这样作为互补,我们可以向中国提供它所需的相当一部分粮食产品,当时不是全部,中国很大。这是我们正在力求争取的。

  大使:

  第二个方面,是技术转让。这非常重要,我们不仅要出口原材料,这些产品的的制造只处于初级阶段。我们应该建立合作机制以进行知识技术的转让,从而达到供应链的创新,以服务于进一步的合作。

  我提到过,奥良塔·乌马拉总统2013年来华参加博鳌论坛并进行国事访问时,中秘双方曾签署了11项协议。这些协议是致力于电信技术的技术转让。其中包含了学生交换、奖学金机制等。总之,期望建立一个促进技术知识转让的载体。

  第三个方面,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也是需要在使馆着重强调的,是关于人民和人民之间的政策。早在1971年之前,我们之间就有着很久远的关系。走近彼此可以为我们带来共同的发展。但是,从政策和制度的层面来说,我们彼此的关系没有得到巩固。我们目前还没有结成兄弟城市,这是我们可以为之努力的。我们也没有促进城市间友谊的协调机构,当然这个我们也可以努力做到。

  秘鲁与欧洲很多国家、韩国、日本、美国都有合作。他们的学术机构或团体对秘鲁的历史进行研究。很多秘鲁的历史古迹被重视,被国外的大学研究学者们开发并在原址建立了博物馆,让人们看到它的瑰宝。我相信这类的合作非常重要,随着时间的发展我们将会看到它的作用。

  举个例子,最近日本的山形大学在纳斯卡线地区的研究中又发现了一个新的地面图形,但是还没有透露这个图形是人形、鸟的形状还是动物的形状。一所德国大学也在亚马逊地区进行研究项目,他们发现秘鲁亚马逊的文化非常接近在安第斯山区和太平洋海岸建立起来的前印加文化。也就是说,前印加人到达了亚马逊地区并建立起了文化。亚马逊地区的Kuélap古城有非常壮美的巨石,与复活节岛上的那些石像很相似。所有这些研究工作,我想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经济上的通力合作,并使我们的政治关系更为亲密。总统先生去年曾经访华,今年于赴APEC论坛时再次访华。显然,我们的工作访问将会使两国在政治上更为亲近。我们有着战略伙伴关系,更为重要的是,两国政府也有着相同的政治意愿。我相信我们可以把这种政治上的亲密发展成为人民之间的更为巩固的关系,使两国的人民的联系像两国政府的联系一样的紧密。

  中国网:

  回到您刚才提到的APEC这个话题,今天和您的访谈主要是为了聊一聊两项在中国和世界范围内都很重大的活动。首先,是2014 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APEC,于11月10日至11日在北京召开。这次会议意义重大,参会的各成员国家和经济体贡献了全球60%的生产总值。此外,亚太地区也是世界上是最具活力的地区。从经济上来说,参会国家占有50%的世界贸易份额,拥有接近一半的世界人口。秘鲁恰是APEC二十一个经济体成员之一。因此,我们想问的是,大使先生,您之前也参与过APEC峰会,您认为在这次的APEC会议中,秘鲁的角色是什么,有哪些期待?

  大使:

  正如我之前提到的,秘鲁是2008年APEC峰会的主席国。当时,我们提出的一个强烈建议是给亚太地区发展的新承诺,旨在找到新的合作点,为亚太地区共同发展打下坚实基础。当时,我们已清楚看到,当然现在也是,国际贸易体系并未完全巩固,一些内部贸易协商谈判,例如多哈回合,并未取得实质成果。我并不是说现在我们的APEC会议是为巩固世界贸易体系的第二选择,而是认为APEC的意义在于寻找新的机遇,支持并巩固现有贸易体系,推动贸易协商。因此,这个关于亚太地区发展新承诺的概念,有两个主要支撑点。

  一是加强全球化在社会层面的发展。第一次提出这个话题是在2008年的秘鲁APEC会议上,谈到了企业社会责任概念,谈到企业怎样支持民众的社会发展,商业发展如何影响亚太地区各国的社会发展。

  第二个要素是相互依存。毫无疑问,我们需要拥有或是去创建一种机制,使我们从亚太地区的发展中受益。我们已经注意到,目前的基调是所有亚太地区国家都在努力稳固市场,也就是说,各国都努力参与到亚太地区发展的大环境中。

  我们已经相继签署了自由贸易协定和双边协议。正如我所说,在亚太地区,我们与中国、韩国、日本、新加坡和泰国都有商业协定,并且与香港签有贸易规定,总之,有一系列的贸易机制。我们与欧盟只有一个自由贸易协定。我们并不是与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协定,而是一个统一的协定,这使我们能够更好的协同工作。我们与亚太地区国家有自由贸易协定,在美洲大陆与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智利签订了经济协议,而不是自由贸易协定。

  我们认为,这些国家与我们的自由贸易协定,显示出了交流和相互依存的重要性。但是,必须有一个全面协调的机制。因此,我们支持建立ABAC,即亚太经合组织商务委员会的提议,以促进我们的合作发展为一个统一的或全面的亚太地区合作机制。

  建立TPP的方案于2004年被提出,以期成为一种新的合作方式。根据工作进度,预计在2020年或2030年建成,这将被称为亚太自由贸易区。目前中国作为主席国也努力推动这项工作。这也正是我们在2008年提出的建议:社会层面的发展和相互依存。我们将在2016年担任APEC峰会主席国,我们认为届时各个经济体成员能更好地参与到全球化进程之中。

  大使:

  我们讨论的重点也将集中在社会层面。现在我们已经不说企业的社会责任,这一点已经有所发展,现在我们讨论的是能够促进全球化发展的社会因素。扶持中小企业,支持青年创业,扶持教育系统以提高教育水平,努力缩小发展差距发展的鸿沟,这绝对是可以改变社会发展的一个方面。

  这就是有关社会层面的全球化或者全球化的社会因素;而在经济方面,我们相信,相互依存的体制会逐渐发展起来,而这种机制已经开始在亚洲发展。东盟正为之努力,自2015年起将逐步建立自己的东盟共同体;在拉丁美洲,我们有四个国家的共同努力,这些国家有世界上最具活力的经济,是当今世界第八大经济体。这一努力被称为太平洋联盟,是一个一体化机制,旨在实现内部深度整合,全面融入亚太地区合作。

  我们相信,仅凭借一国之力不能达到和满足亚太地区合作的要求,但只要齐心协力,我们就可以做到。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太平洋联盟的努力已经获得了不仅是亚太地区的认可,32个观察员国家,有很多是在欧洲甚至中东地区。他们看到了这项工作有一个开放、协调、符合国情的经济体系,其中包括统一的股市交易,内部免签,统一的研究体系等机制。

  这种机制也许是拉丁美洲与亚太地区合作的最佳选择。与此同时,秘鲁将在2016担任主席国的第二个重要元素,将是促进连通性。连通不仅是实质上连接,因为我们不可能和亚太地区有地理上的连接,而是指制度、学术、或者说股市、商业方面的连接,给予企业更大的便利。经济上的连接,需要通过自由贸易区的机制,这将是APEC自由贸易协定,我们也希望到2020年或2030年这一协定能够实现。对我们来说,这次在中国APEC能够取得的突破和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大使:

  APEC包括很多隔年召开的会议,也有非常重要的年度会议,其中四个主要的议题是:中小企业,贸易,金融和外交事务。但是,也有很多隔年召开的会议,包括旅游、能源、教育等主题,尽可能取得各项成果。粮食安全也是另一个非常重要的议题。

  这次在中国APEC会议期间能够取得的成果对于2016年秘鲁会议非常重要。各国在APEC的良好关系能够惠及所有成员国,但是我们也认为,应该强调的是,也是在我们看来最大的收获是,可以促进拉丁美洲的共同发展。2012年,时任中国国家总理温家宝访问拉美,并在CEPAL,拉美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总部发表了演讲:提供100亿美元建立基础设施发展基金,提供50亿美元用于产业发展基金,并提出建立本地区粮食安全基金。

  这项用于基础设施建设的100亿美元的基金,在之后的巴西金砖四国会议上由习主席提升到 200亿。这一资助不仅仅将使我们4国联盟和亚太经合组织的3名成员收益,而是将进一步惠及整个地区。我们已经看到了初步的成果:去年,在此消息宣布一年之际,农业部长第一次会议顺利召开,讨论粮食安全以及讨论农业在拉丁美洲的发展。

  所以,我认为中国所做出的贡献,不仅使秘鲁等南美国家受益,也不仅限于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范围内,因为这只包括三个拉美国家,而是拉美国家迄今为止得到的最慷慨资助。这将真正惠及整个拉丁美洲地区。

  明年2月,目前还没有确切的日期,但在2月份将会举办外长会议,讨论如何实现中国与拉美之间的这项新政策。

  中国网:

  APEC依靠三大支柱,即贸易和投资的自由化、便利化以及技术和经济合作。大使先生,您认为个成员经济体之间需要达成怎样的共识,才能促进经济复苏,满足这些成员的要求?

  大使:

  我认为亚太经合组织在这三个领域已经取得了重要的进步。我首先谈谈经济和技术合作。经济合作委员会为现代化的经济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为我们更好地参与经济全球化做好准备。当我们谈到经济现代化,有很多项目的例子,比如数字开发或网络控制发展中心、商业网络媒体的教学等。类似电子商务这样的项目,将改善信息交换的质量,也许由于两个相隔如此遥远的地区无法做到直接的接触。但是,如果通过建立互联网机制、网络媒体,可以在两个地区之间创造虚拟的交流空间。至今,在这方面我们已经取得了很好的成果。

  我有幸在2004年担任了一年APEC经济技术合作委员会主席。我们为中小企业做了很多工作,主要在两个方面:第一,就是正规化。我们探讨小微企业如何通过正规化达到当今全球化所要求的竞争力、高效和透明。在我看来,全球化是一条双向大道,一个使我们能够对外输送产品,同时也能接受产品的自由贸易协定。如果我们的小企业没有做好准备,不能做到富有竞争力和高效率,我们将不能对外输送,无法达到国际所需要的质量水平,我们将只能接收。因此,扶持中小企业是十分重要的。一是正规化,二是国际化。

  小企业达到正规化以后,为了进入国际市场,通过现代通信手段实现企业的国际化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21世纪的年轻人接收到的教育,要求他们熟悉更多地语言,熟练地运用网络。说到语言,并不仅仅只英语。我想说的是为了与亚太地区更好的合作,很多青年企业家逐渐对学习中文产生兴趣,因为中国是我们可以接触到的最大的市场。此次中国APEC会议在加强APEC各经济体之间的相互依存方面也将取得丰硕成果,这将为达到2020或2030年的目标奠定基础。

  TPP正是可以实现这一目标的途径,而太平洋联盟则是另一条途径。东盟有自己的自由贸易和合作的机制。我们认为,亚太自由贸易区最终将是TPP,太平洋联盟和东盟机制联合的成果,这将是达成所有成员间间自由贸易协定的最好办法。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我认为将是此次中国APEC会议取得的进步,是目前也受到越来越多重视的企业峰会。企业峰会与领导人峰会同步召开,旨在为私有经济更好地参与亚太发展奠定基础,私有经济的参与和努力对于经济发展是非常重要的。这也说明,政治领域方面会谈得出的结论真正反应了此次峰会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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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件将使秘鲁置于聚光灯下的大事,则是《联合国框架气候变化公约》缔约方会议将在秘鲁召开。气候问题不仅影响秘鲁,也关系到中国甚至全世界。该会议将于十二月一日至十二日在利马举行。大使先生,秘鲁对于举办这次活动有何看法?此次会议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有何重要意义?

  大使:

  我认为应该在一个大背景下看待利马APEC会议的成果。将在利马取得的成果将会成为巴黎APEC会议的基础,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在利马,我们可以找到新的控制气候变化方法的出发点。显然,在巴黎,我们将会取得新的进步,将商讨新的公约,并可能取代京都议定书。现今的情况和京都议定书签订之时的情况已经大有不同。京都议定书已经对气候变化产生的后果发出警告,但是现在的气候变化已经到了十分严重的程度。这不仅涉及到气候变化对于城市社会的伤害或损坏,以及由气候变化所造成的污染,也包括气候变化将对人类社会生存产生的影响。

  根据世界银行的一项研究,在未来20至30年,秘鲁很多低于水平面5000米以上的冰川将会消融,只有海拔非常高的冰川得以保留。这将改变动物群和植被,改变人与环境之间的关系。

  很多冰川融水都将汇入江河。如果冰川消失,水位将会上涨。不仅是在秘鲁,在世界其他地方都会发生,但这一现象在拉丁美洲最为明显。这样的情况一旦发生,可饮用的水量将下降,因为冰川减少,河流的流量降低,将只能依靠降雨。一旦河流流量下降,水量减少,在未来40年或50年,我们的社会将不得不决定如何处理水:用于人类饮用,农业,或是用于发电。也许发电的部分可以通过核能或天然气来解决,总之是某种类型的清洁能源。但是,关于水在农业中的使用还是供人类饮用,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引发新的冲突。现在我们需要找到解决办法。如果找不到,我们可能会面临由于水量短缺而造成冲突的局面。

  因此,重要的是找到一个解决方案,重要的是,我们都根据自身发展水平,根据承诺,甚至根据自身的经济发展产生的后果做出最大的努力。也许我们可以提出类似帮助发展中国家应对气候变化、支持绿色政策、支持应对农村污染、应对环境变化对社会其他方面产生的影响的这样的政策。我认为,如果我们不遵守承诺,有一天,大自然的降雨也将遭受污染。

  中国网:

  您怎样评价中国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承担的责任?

  大使:

  中国正在努力,并且做得很好。目前,中国政府已经制定政策,争取到2020年或2030年,把污染量降低为目前的30 %或20%。自2005年,中国政府在不同领域采取行动,使得人们清楚地认识到他们需要改变现在的生活方式。也许现在不是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放下汽车,以步行代之,目前的现实还不允许。

  为到达这一目标,中国政府已经采取一系列措施,例如,建立无污染区。也许到了2016年的APEC,随着空气不断净化,这将成为一条先行政策。改善空气质量并不是为了召开一次会议,而是为了提高生活质量,营造更加干净的生活环境。

  中国网:

  最后,在访谈结束之前,脱离气候变化或是经济问题,我们再谈一下教育问题。大使先生,拉丁美洲研究中国-秘鲁中心刚刚成立,这将给中国的西班牙语学习者和秘鲁文化爱好者传递怎样的信息?他们怎样接近和了解秘鲁的文化以及这个研究中心?

  大使:

  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认为联通两个社会间的联系是很重要的。为了加强两国人民的联系,教育和了解是最便捷的途径。我们可以有很好的商业往来,我也说到,我们政治往来良好,但是,目前需要建立的纽带,是可以让两国人民增进相互了解,以一种真诚的方式相互接近。

  秘鲁研究中心在秘鲁圣伊格纳西奥?德?洛约拉大学和在北京的建立,使得中国青年人有机会接触秘鲁、分享经历、了解秘鲁的教育。我认为,毫无疑问,拉丁美洲是和中国最类似的地区,无论是历史方面,经济方面还是政治方面,我认为我们的相互了解非常重要。在秘鲁也有孔子学院,使我们可以接触学习汉语,认识中国并且到中国来亲身感受。我认为中国年轻人也可以到这些秘鲁研究中心来,目前在中国有两个秘鲁研究中心,来认识和了解在秘鲁的经历,由此出发,可以参观秘鲁的大学并且去那里学习。我们已经在考虑,并且和相关大学协商,成立秘鲁日,建立秘鲁奖学金,总之,有一系列激励政策,使青年人感到放心,也更加接近秘鲁文化。最终,这将惠及两国。

  中国网:

  在我们的采访即将结束之时,胡安·卡洛斯·卡普纳伊大使先生,请您和我们的观众朋友道别。

  大使:

  当然,我要感谢观众朋友们,感谢他们使我有机会接触到中国人民,接触到对秘鲁文化感兴趣的中国人民。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共同点,我们在空间上很接近。正如我刚才在谈话中提到,在二十世纪,太平洋是我们接触的纽带,在二十一世纪我们要共同发展。这些相似点和我们之间友好的关系,使我们可以共同期待新的发展。我也希望,有了中国人民的参与,例如认识我们的秘鲁研究中心,我们可以继续长久以来的努力,推动两国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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